6月18日，据封面新闻报道，在“山东临沭二中奸杀冤案”当事人张志超向法院提交国家赔偿申请半个多月之后，作为这起冤错案件的同案人，当年因为被控“包庇”张志超，而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缓期三年执行的王广超，也向临沂市中院提起了国家赔偿申请。据代理律师透露，王广超申请的国家赔偿共307万余元，其中不仅包括因其被羁押390天而算出的135232.5元人身自由赔偿金，同时也包括了精神损害抚慰金、误工费、维权交通费等多项其他赔偿。
过去几年，多起引发全国性关注的陈年冤错案件，先后在各级司法机关和法律界人士的推动下得到平反。但是，在这些案件的事后赔偿问题上，却很少出现王广超这样的特殊情况。在如何补偿被冤错案件牵连的同案人的问题上，本案将会成为一个具有标杆意义的典型案件，值得我们密切关注。
过去，提及冤错案件受害者，我们大多会想到那些承担了惊天冤屈，牢狱生涯漫长甚至枉死的受害者。与他们相比，王广超受过的苦自然要轻得多。然而，不论刑罚是轻是重，对于每一个被无辜控罪的人而言，冤错案件带来的伤害都是难以消除的，那种强烈的冤屈感会如影随形地困扰他们度过的每一分钟。
为此，不论是所谓的“主犯”“从犯”还是“同案犯”，都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的损失向司法机关索赔，也只有当每个受到冤案牵连的人都得到相应的补偿，才算得上是为这些案件找回了“迟到的正义”。
和张志超提出的780万余元赔偿诉求相比，王广超提出的307万余元索赔，明显要少得多。但是，对于一起仅仅“判三缓三”的轻罪案件而言，这样的诉求却依然显得十分惹眼。回顾过去的新闻，我们几乎找不到与王广超有类似遭遇的人获取巨额国家赔偿的先例。因此，很难说王广超的诉求是否能够得到当地法院的认可。
尽管在法理上，我们无法预期王广超最终能够得到多少赔偿，也很难评价其代理律师的提出的索赔策略是否得当。但站在普通人的视角之上，我们却不难对此事作出朴素的判断，并对王广超被案件彻底搅乱的后续人生深表同情。
当年，王广超和张志超一样，只是未成年的中学生，面对警方的盘问，他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，对警方说出了有利于张志超的实话。但是，他却因为自己的诚实遭遇了一场无妄之灾，不仅身陷囹圄，还落下了走到哪都甩不掉的刑事案底，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接受的悲剧。
从表面上看，王广超只是在看守所里被羁押了390天，然后度过了三年缓刑考验期，但事实上，直到案件真相大白之前，他在十几年时间里一直在为此承受痛苦。其间，他付出的既有中断学业、因案底受到就业歧视等现实代价，也有许多难以量化的精神代价。
法理与朴素道德之间的冲突，是这起索赔案件最大的矛盾点。一方面，在法律的视角之下，王广超承受的刑罚并不算重，因此，遵照比例原则，似乎没有理由对他进行特别高额的补偿。但另一方面，任何人也都无法否认，法院当年对王广超作出的错误判决，确实对王广超的人生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影响。为此，社会既要尊重法治原则，以法院的最终认定为准，也应以此为契机，探讨在司法实践中更多考虑实际情况与受害者的损失，灵活对其加以补偿的可能。
对于国家赔偿工作而言，自然要有一个统一、恒定的标准。如此才能在众多索赔者之间“一碗水端平”，体现公平、公正的司法原则。这一点，在王广超的案子上也同样不会例外。但是，我们也应看到：在设立相关标准，对具体案件的赔偿额度加以衡量时，司法机关不仅要考虑索赔者当时被判处的刑期长短，也要考虑相关判决对受害者造成的实际影响。具体而言，冤案从发生到得以纠正的间隔的长短，对冤案受害者日后的境况影响重大，倘若王广超在被判刑之后不久就能得以平反，自然也不会蒙受如此沉重的损失。因此，法院还应对这一要素加以考虑，从而给予王广超更加合理的赔偿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王广超提出大额索赔，不论最终能否得到支持，都有非常正当的理由。毕竟，再多的赔偿也无法让时间倒流，让他的人生恢复原样，而只能让他之后的人生好过一些。相比之下，为同类案件立下范本，建立更加健全的法治体系，可能才是本案更大的意义。
（原题为《张志超同案人王广超索赔307万 ，让每个冤案受害者得到合理补偿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