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考在即。举国瞩目。
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采用考试方法来甄别选拔人才的国家。
从“察举”到“科举”，广泛选拔是时代的需要
中国人历来重视教育，也重视考试。如果我们将科举制度当做高考的“前身”，则会发现，对这种“重视”，不仅由来已久，而且也成为国家发展、繁荣的重要基石。
对于科举制度的利弊，其讨论从来都十分激烈，但对于其影响巨大，则无人会存异议。1905年，废止科举之后，迄今恰好115年，而有关利弊的争论仍未停止。
即使从狭义的科举--进士科举出现的公元605年算起，科举制也在中国整整存在了1300年之久。从隋唐到明清1300年间，科举在当时社会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其具有高强度、高竞争、高权威的特点。
科举制度的出现、形成、完善，不仅仅成为中国发展史上的一项重要先进制度，恐怕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项先进制度。
国家建设，需要人才，古今中外，概莫能外。我国人才选拔考核制度可以说有个由专重“德行”转向“德才兼备”的过程。更早期的“察举制”或“九品中正制”极易导致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世族”，“世胄名门者”操纵选拔，门阀士族垄断仕途，“庶族地主”等无上升空间。随着铁器等生产工具的改进，社会生产力不断进步，新兴阶层与世胄名门矛盾日深，社会撕裂严重。魏晋以后，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分裂状态。南北朝时期，门阀世族逐渐衰落，庶族地主阶层崛起。隋朝统一中国后，地主经济得到了更好的发展，其在政治上得到更多权益的要求日渐迫切，对于传统选官制度的弊端愈加不满，急需一种新的选拔制度，使自己能够获得“更公平”的竞争，获得官僚地位，跻身统治集团之列。
是时，贡举之滥觞已经不能适应于国家发展和时代需要。因此，推举与考试并重、乃至公开竞考逐渐出现。隋唐之际的科举考试可谓考试制度建立的肇始，标志着中国文官考试制度正式建立。
国之大柄，莫先择士
因此，说科举制度为中华帝国的千年繁荣和传承奠定了基础，并不为过。一方面，科举制度使国家能够更好的选拔人才为国效力，加强了国家的竞争力。另一方面，科举制度相对而言公平平等，其“十年寒窗，一举成名”的美好前景，吸引着千千万万的有才学之士为之奋斗，加强了国家的向心力。
有人指出，科举是“帝制时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项政治及社会制度”。
此言不虚。
凡国之大柄，莫先择士。
盛唐时期，“进士为士林华选，四方观听，希其风采，每岁得第之人，不浃辰而周闻天下”。
到晚唐时期，进士科出身者日益成为中高层官员的主流。
及至宋代，绝大多数宰相都由进士出身者担任。宋仁宗嘉佑二年的科举考试，诞生了8位文坛大家和9位当朝宰相。此年，年仅21岁的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科进士及第，不过他殿试只是中了进士乙科。
不仅如此，辽、金、元也学习将科举制度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。史载：“辽起唐季，颇用唐进士法取人。……金承辽后，凡事欲轶辽世，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。其及第出身，视前代特重，而法亦密焉。若夫以策论进士取其国人，而用女真文字以为程文，斯盖就其所长以收其用，又欲行其国字，使人通习而不废耳。终金之代，科目得人为盛。”
明代中叶以后，非进士不入翰林，非翰林不入内阁。
清入关后，矛盾激烈，顺治二年，大学士范文程上奏折，说“治天下在得民心。士为秀民，士心得则民心得矣”，呼吁开科取士、笼络民心。清政府一直将科举制度作为稳定政权的重要手段。满洲入关即颁诏承认士民在明朝取得的功名，赦免在农民军中担任职务的士子，在科举取中名额上，也注意不同地区的分配。
目的只有一个：公平
西方研究者认为，“科举制度为中国文化很显著的特点，且形成一种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及的社会制度。……无论从那一方面研究中国文化的进化，都不能不注意于科举制度。”
1851年，来华西方人士布朗（Bram）在考察包括武举、宗室科举、翻译科举等各类科举之后指出：“政府看来将竞争与考试制度运用到每一个可能的方面。”
正因为如此，科举制度要保住其权威性，就必须保证其严肃性。
关于科举制度，也包含了一系列法、律、规，从科目设置上,隋设置秀才、明经、进士科,宋元时期后进士科渐成为主要至唯一的科目；从在考试内容上,从儒家经典的《九经》、《十二经》到《十三经》,最后至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；从考试机构上，由吏部转移到礼部负责。
科举制度对运行程序更是精心设计。对于乡会试、解卷、解送亲供、复试和殿试,甚至对各环节的具体程序,都有专门规定。在投考过程中，贡监生须“取族邻甘结，加具印结，备造籍贯年貌三代清册”，才可投考举人。直省举人会试，须“由本籍地方官具结，申送布政使由司核明详院，请咨发司转发各州县给举人，亲赴部投递，仍先造册送部”。回避制度中关于回避人的范围，乾隆时期专门规定:“入场官员之子弟及同族，除支分派远散居各省各府籍贯迥异者毋庸回避外，其在五服以内，虽分居外省、外府、外县，及服制虽远，聚族一处之各本族并外祖父，翁婿舅甥，妻子嫡兄弟，妻之姐妹夫，妻之胞侄，妻姐妹之子，嫡姐妹之夫，嫡姑之夫，嫡姑之子，舅之子，母姨之子女之子，妻之祖，孙女之夫，本身儿女姻亲，概令回避，不准入场考试。”同样，对士子入场随身物品的规定也极为细致。
相关法规到律法、皇帝诏书等，事无巨细、不胜枚举。可谓层层设防、环环相扣。
目的都是一个：公平。
严格监督、严厉处罚
如果不能保证公平呢？
历史上的科举弊案，都是要“人头滚滚”的。
如称为清朝科场第一案的顺治丁酉（1657）乡试案，波及顺天、河南、陕西、江南等地，部分地区士民遭到残酷惩处。顺天乡试案，舞弊考官李振邺、张我朴、陆贻吉、蔡元禧等判处斩首，父母、兄弟、妻子流徙尚阳堡，家产入官。江南乡试案初经刑部审讯，拟定方犹处斩，钱开宗处绞，涉案举人革职等。但顺治帝对此处理结果极为不满，下旨斥责道：“……若不重加惩治，何以儆戒将来！”遂重新定罪，主考官“俱着即正法，妻子家产籍没入官”，同考官十七人“俱着即处绞。妻子家产籍没入官。已死卢铸鼎，妻子家产亦籍没入官”；行贿举子八人“俱着责四十板，家产籍没入官，父母、兄弟、妻子并流徙宁古塔”，在逃的程渊则总督郎廷佐严行缉拿。
任何考试，都不能完全避免作弊的可能。但为了保证科场的公平性，科举制度中设计了一套考官之间、考生与考官之间相互监督的制度。尤其是赋予考生一定的权利，监督科举考试的运行过程，对于防治科场权力腐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
为杜绝权力干扰，从唐开始就设置了考生对考官的监督条款。唐规定进士科发榜后，其所录取者所试杂文，均可查看。五代时期有专门规定，可当面检对、考校、陈诉、及至诣御史台论诉。清代《钦定科场条例》规定:“各房落卷，俱令同考官批出不荐缘由，放榜后令本生领取原卷阅看，如同考官妄抹佳文，本生即赴部具呈，查明纠参”，但“若本生文本平常而不安义命，妄行呈控者，除革黜外,仍交刑部从重治罪”。
考生作为直接利害人，其监督与检举有利于维护科举公平性，清朝几次科场案都是以考生的检举开始的。
做得好，不怕有多少人查。做得不好，更应该让更多人进行监督。
后记
科举事关国体、国是、国运，有关科举的法令得到普遍、严格的贯彻。
宋朝即使在激烈的宋金战争、宋蒙战争过程中，科举考试一如既往。
到明清两代，三年开科一次，如果遇到战乱和重大天灾等不可抗拒的变故，则选择次年补行或易地开科。
历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科举取士，明代永乐皇帝曾说：“科举是国家取人材第一路，不可滥。”
到了今天，高考的教育内容丰富性、培养人才意义、选拔公平性都远超那时的科举制度。而今年，因为疫情，高考时间推后。在全球仍然颇为混乱的状态下，我们应该知道，当此时刻，公平完善的选拔制度，是国家竞争力和国家向心力的基石。
欧阳修《礼部贡院阅进士就试》诗云：“紫殿焚香暖吹轻，广庭春晓席群英。无哗战士衔枚勇，下笔春蚕食叶声。
祝大家考得好！
（作者万喆为经济学家，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）